减负之问：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？ | 袁岚峰
见到困难就绕着走，正是教育堕落的根源。在这方面，美国就是前车之鉴。所以，我们为啥要减负呢？培养学生见了困难就绕着走的意志品质吗？培养学生达到大多数美国人那种不会算找零的数学水平吗？
最近，关于“南京严查教育减负”的新闻引起了大众的强烈关注。我的朋友、风云学会会员陈经在10月28日发的一条微博（https://weibo.com/5493934570/IdyA7az9G?from=page_1005055493934570_profile&wvr=6&mod=weibotime&type=comment#_rnd1572790696602），收到了上千万的阅读和上万的转发。
10月31日，陈经又发了一条微博（https://weibo.com/5493934570/Ie0WO6nYJ?from=page_1005055493934570_profile&wvr=6&mod=weibotime&type=comment#_rnd1572790864241），报道了南京金陵汇文学校的戏剧性状况。
有小孩拿着作业本去找老师问题目，走到办公室门口，看到督察组人员在屋里，吓得掉头狂奔跑了。小孩都觉得督察组不让学习不对，自觉给调查人员碰钉子。随机抽孩子问情况，小男孩只会按家长教的说没有，小女孩就厉害多了，要么说不清楚，要么说没听清，要么说没听懂。
好嘛，这上个学也太难了，都得有王二小的觉悟啊！
网友们对于减负，有什么反应呢？
典型的意见包括：
素质教育、快乐教育是富人忽悠穷人的，因为富人可以给小孩补课，穷人早下课然后回家快乐去了，结果就是阶层固化；
下午3点就放学，减的是学校的负，加的是家长的负；
减负了，考不上高中谁负责？不还是家长负责吗？；
除非中考高考不看分数，不然快乐教育就是给各种辅导班开绿灯……
如此等等。
在我看来，这些意见关心的大都是分蛋糕。分蛋糕当然很重要，不过有蛋糕可分的前提是有人会做蛋糕。而在做蛋糕方面，减负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最基本的问题就是：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？
我在这里说的是人，不是人才。因为现在的路数是不是真的想培养人才，我并不是很确定。
人类的进步，归根结底要靠硬的科技进步。而对科技进步贡献最大的，归根结底是那些投身于科学的、最聪明的人。但是现在，我们给这些人准备好培养通道了吗？我们的体系对这样的学生是有利还是不利呢？
减负方针导致的做法，似乎正走在不利的轨道上。
什么课程带来的负担最重呢？当然是数理化等硬的课程喽。文学艺术任何人都可以写几笔，但数理化不会就是不会。正如许多人讲的笑话：我逼急了可以做任何事情，除了数学题以外。
于是乎，每次减负优先减的都是数理化。每件事在微观层面似乎都很合理，但基础科学教育弱化在宏观上对国家、对人类会造成什么后果呢？
日本和香港就是两个现成的例子。这两个地方本来实行的也都是强度很高的教育，后来接受了所谓“先进的”教育理念，搞起了减负。
日本从九十年代开始尝试宽松教育，从2003年起全面推行，大规模削减了课程内容和学习时间。结果是日本的产业竞争力下降，贫富差距拉大，老一辈嘲笑“宽松世代”能力太差。2016年，日本政府彻底叫停了宽松教育，重新大量增加了课时和内容。
香港现在还在宽松的路上。宽松的成果之一就是，香港的高考数学题难度只相当于大陆的中考。
例如下面这道题，考的完全是舍入的定义，——这可是高考题哦！
再来看一道题。
只要知道圆内接四边形的对角和等于180度，也就是这里的
θ + x = 180度，
那么这道题完全就是送分题。这样的题在大陆都没人好意思出，但在香港居然是高考题。
所以我们可以理解，为什么香港的废青们这么废。原因就是这些人逻辑能力太差，不会理性思考，也干不了正经工作，只会上街打砸。
说回中国大陆的教育。减负为什么会导致许多人像王二小一样私下学习呢？这说明许多人完全有能力学得更多更深。而目前一刀切式的减负，偏偏是要遏制他们的发展。
我的亲身经历，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。
我是14岁上大学的。很多人自然就问：你上学是不是很早？其实我上学是在7岁，一点都不早。
既然我是7岁上小学的，那么为什么14岁就进了大学呢？回答很简单：我跳了四级。小学和初一，我总共上了两年。
如果你问：跳级分为几步？
回答是分三步。
首先，我在家里已经学了这些年级的内容。其实小学的语文和数学真没太多东西，最多一个多位数的乘除法，哪里用得着学五年？
其次，我父母去找小学校长，说在这个年级没什么可学的了，能不能跳级？校长每次都说，那就到下一个年级试试看，不行再回来嘛。
最后，以上过程重复四次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十分敬佩和感谢这位校长，他对跳级一直是支持和开放的态度。而现在绝大多数学校都不许跳级了，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禁令有什么好处。
现在教育政策的一个基本导向，似乎就是认为人在某个年龄就只应该学到这个年龄该了解的东西，多了不应该学。我对此大有疑问。拔苗助长固然不对，但如果人家自己能长，你却不让人家长，这不是削足适履吗？教学大纲规定的应该是培养的下限，我们这儿好像却成了上限，多了不让学，这合适吗？
看看科学史就知道，有不少了不起的科学家，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做出了重要成果。
例如爱尔兰数学家、物理学家哈密顿（William Rowan Hamilton，1805 - 1865），在18至19岁就完成了多篇关于几何学和光学的论文，在29岁提出了哈密顿力学。哈密顿力学在数学上跟牛顿力学等价，但在概念上更容易挖掘出物理内涵。后来兴起的量子力学，就是在哈密顿力学的基础上表述的。哈密顿量，就是量子力学中最常用的一个词。
德国物理学家泡利（Wolfgang Ernst Pauli，1900-1958），对，就是泡利不相容原理的那位泡利。他在18岁时就写了关于相对论的论文，在19岁时为德国数理百科全书撰写了相对论的综述。这篇237页的综述，到现在都是这个领域的经典。
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：像哈密顿和泡利这样的天才，如果在现在的中国，会不会早就被“咔嚓”减掉了呢？我们是不是已经“咔嚓”减掉不少天才了呢？
其实，早已有不少科学界、教育界的前辈对减负提出了许多批评。
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朱邦芬教授，2017年写了一篇文章“减负”误区及我国科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| 朱邦芬。他说：
“在这些教育管理者的心目中，物理学的概念、思想、方法是最难学的，应该是减负的首选目标，他们由此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正在给我国的科学教育带来严重的问题，对我国长远发展更将造成危害。”
北京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李忠教授写过一篇文章《数学的意义与数学教育的价值》，他说：
“近年来，笔者发现部分大一学生分不清什么是定义与定理，更不了解定义或定理的重要性，也不明白为啥要证明。”
我评论一下，这就是完全没懂逻辑思维啊！可见生源的水平下降，已经直接拖累了大学。
李忠老师还指出：
“一个愚蠢的问题会造成许多混乱，并且不利于学生的科学精神的养成。近年来，有些‘舶来品’在我们这里很盛行，滑稽的是人家已经或正在取消这些东西，而我们却拿来当做至宝。比如，‘一百万有多大？’‘一百元在超市能买多少东西？’‘20层楼有多高？’‘一百万字的书有多厚？’还说什么是为了‘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’。”
2011年，数学竞赛名师、南京师范大学的单墫教授接受了一次记者采访，谈数学课程改革。他说：
“我见过一节课，是介绍路程、速度、时间公式的。一开始，老师‘嗖’地一下从讲台窜到门口，大家没闹清怎么回事，老师问还有没有比自己快的？大家说还有运动员。再讨论还有更快的吗？大家七嘴八舌说还有鸵鸟、猎豹……一节课聊了很多跟数学无关的东西，浪费了大量时间，这对学生是犯罪。”
前辈们指出的这些问题，我觉得有个共同的根源，就是避难就易。在这些课程改革者看来，抽象的科学思维是困难的，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容易的，然后他们就用容易的代替困难的。
但事实上，只有努力去做困难的事，才能收获成功。科学成为现在的样子，是千百年来无数智慧的头脑千锤百炼的结果，乱改的结果只会是改坏而不是改好。如果你真的掌握了科学思维，你就会发现它是最美妙的，也是最有力的。站上山巅，才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
见到困难就绕着走，正是教育堕落的根源。在这方面，美国就是前车之鉴。美国大多数人的数学水平，就在这种难度不断下降的过程中不知伊于胡底。下面这幅讽刺画“教育的演化”，就形象地表现了这个过程。
1970年，题目是计算一个不规则形状的面积。需要组合多种知识，想到计算的办法。
1985年，题目是计算一个矩形的面积。在题目里就告诉了你这是矩形，你只需要记得公式就行了。
2000年，题目是通过长乘以宽计算一个矩形的面积，直接把计算公式都告诉你了。
2010年，题目从计算题变成了选择题，一个长30、宽20的矩形面积是多少？三个选项：4千、6百和80万。只要你对数量级有点基本的感觉，就不可能选错。
2015年，还是这个选择题，选项变成了：迈克尔·杰克逊、加拿大、6百和早饭。其中只有一个是数字，如果这还选错，那真是没治了。
2018年，连计算都没有了，题目变成了：给这个矩形涂上你喜欢的颜色。再也没有正确错误的标准啦，你的选择一切都很美~
所以，我们为啥要减负呢？培养学生见了困难就绕着走的意志品质吗？培养学生达到大多数美国人那种不会算找零的数学水平吗？
事实上，减负以后仍然是要出题的，题目仍然是要有区分度的。正经的难题不让考，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。例如最近有人告诉我，小学二年级的试卷出现这样一道填空题：
3+ 3 + 3 + 3 + 3 = × 。
你觉得应该填什么？答案是只能填5 × 3，填3 × 5的算错。
说实在的，我觉得这已经乱套了。首先，5 × 3和3 × 5应该都算正确。其次，如果一定要区分这两个，我上学时候学的应该是把倍数放在后面，即3 × 5更符合题意。但现在居然反过来了！这究竟是让大家学数学，还是让大家跟随出题人的随心所欲！
让我们说回美国的教育。不少人可能听过很多中国的学渣到美国成学霸的故事，于是产生一个感觉：中国的理科教育比美国强。我必须指出，这个印象只反映了一部分的现实。其实美国的教育是两条线分化，弱的很弱，强的很强。
大多数人接受的是快乐教育，基本约等于放羊。考数学能被他们理解成对数学不好的学生的歧视，这样自我放弃下去，当然越来越差了。
而少数热爱科学的人接受的是精英教育，这就非常紧张充实了。这里说的不是富贵人家那种靠拼爹进入名牌大学的贵族教育，而是精英水平的科学教育，靠成绩开道的那种。美国的教育体系也给这些人提供了通道，例如标准更高的荣誉课程和荣誉学位。
我在科技袁人plus节目中跟美国奥数队总教练罗博深聊过，他上中学时就在参加数学竞赛，下课后就在家里做喜欢的数学题，编喜欢的程序。我在美国时跟美国同学们聊起来，他们都不是出自富贵家庭，而是真正热爱科学，谈起科学两眼放光，所以才会来从事这些赚钱远不如金融的专业。
2013年，有一位数学家网友“changshou”写了一系列文章《美国求学执教的见闻和感受》（在美国求学执教的见闻和感受 | chanhgshou）。他指出，在美国的顶尖高校，学生们好像爆炸了精神原子弹，“有一批为学术痴狂的学生，时不时处于唯恐自己学得太少太慢的精神状态”，由此导致了惊人的效率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。因此，中国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生教育现在远不如美国的顶尖学校，“研究生们的学术基础天赋、野心、勇气甚至勤奋程度都远远拼不过”。
讲这些不是给大家泄气，而是为了告诉大家：世界有多么大！强人有多么强！如果你只看到弱人，然后沾沾自喜，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。
十九世纪末，美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了世界大国，但在科学和教育上还远远落后于欧洲。在这种背景下，1883年，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罗兰（Henry Augustus Rowland，1848-1901）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《为纯科学呼吁》，后世称之为“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”。罗兰说：
“我反对的是降低我们国家年轻人的理想。……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只接受了一半的教育，他们与世界上的一些人相比如原子般微不足道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应该被告知真相。”
这话是多么振聋发聩啊！后来，经过几十年的奋斗，美国终于超越了欧洲，成为了新的科学中心。
我相信，经过长期的奋斗，中国也完全可以超越欧美，成为新的科学中心。但重要的前提就是，我们不应该降低我们国家年轻人的理想，我们应该告知他们真相。只有勇于去挑战自我，勇于去攀登高峰，在做蛋糕和分蛋糕方面都超越现有的世界各国，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。
背景简介：本文作者袁岚峰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博士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，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，青年科学家社会责任联盟理事，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，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，微博@中科大胡不归，知乎@袁岚峰（https://www.zhihu.com/people/yuan-lan-feng-8）。
责任编辑：孙远